介绍

不久前，一段视频记录下了100双手的点滴，“百只手撑起家庭——2017家政工艺术节暨影像项目”在北京798影城展映。

这双手属于中国3000多万家政工人，这双手也隐匿在城市千家万户，承担着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劳动——照顾家庭。

这100双手和我们日常生活中见到的没有什么不同。

有的手刚包完饺子，沾满了面粉；有的手正拿着抹布擦着花瓶；有的手大大的，轻轻地牵着一个粉嫩的婴儿的手；有的手娇嫩的，被一双苍老的手紧紧地握着；有的手骨节粗大，是一双接触过冷水和清洁液的手。

这双手属于中国3000多万家政工人，这双手也隐匿在城市千家万户，承担着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劳动——照顾家庭。

前不久，它们被定格成影像，在北京798影城“百只手撑起家庭——2017家政工艺术节暨影像计划”展映。

此次摄影项目由北京红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牵头，主任梅若、摄影师黄希悦共同发起，赴北京、天津、西安、济南、上海等地，拍摄了数千张家政工生活、工作的照片。

中心主任梅若认为，这双手背后，是一群别人看不见的人的故事，“是一群形象不断被他人书写和塑造的女性”。

她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让公众看到“他们不只是劳动者，而是带着情感走进你的家庭，带着如此丰富的生活来到你身边，他们也对自己的生活抱有诸多期待和想象”。

3500万手

《百手扶持家庭》影像项目的宣传海报上，一双紧握的手占据了整个画面。一只手是老人的手，皮肤松弛，皱纹密布，青筋凸起，犹如缠绕的枯藤；另一只手是年轻人的手，被老人的手紧紧握住。两只手交叠在一起，形成一个心形。

这是摄影师莫莉在山东济南拍摄时捕捉到的场景。

这双手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年轻时曾是电台播音员，爱美之心浓，只允许别人称呼她为“余小姐”，儿子和孙子都定居日本，丈夫去世也已数年，家中就她一人。

年轻一手是胡志玉，50多岁，一头卷发，每天都到于小姐家里来，给她梳头、做饭、陪她聊天。

这样的陪伴一坚持就是8年，每天与胡志宇的相聚，成了老太太强烈的寄托。

给摄影师黄希悦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场景是，她跟随家政工王金芝到自己照顾的一位老人家里拍照。

老人家住一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筒子楼，楼梯阴暗，屋内堆满了东西，走动都要侧身，这里住着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妇，老太太听力障碍，老人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除了打扫卫生、做饭，王金芝还要给老人洗脸洗脚，喂饭喂药。老人的脚插在白色的洗脸盆里，像两根老树干，颜色很黑，看不清纹路。王金芝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揉着泥巴洗脚，直到脚上的黑色逐渐变淡，这才算完成了工作。

“家庭护理服务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家庭面临着要照顾年迈父母和年幼孩子的困境，而中国的家政工人严重短缺。”梅若说。

根据中国商务部《2015年家政服务业发展报告》显示，2013年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为1800万人，2014年增长至2034万人。

“改革开放后，公私领域的进一步分化，把与生育相关的所有功能都推向了家庭。因此，在传统父权制性别分工没有彻底消除的前提下，生育活动的私有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家务劳动女性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童欣在论文中写道。

童欣在研究报告中估计，加上服务于家庭的家政服务人员，加上医院护理人员、基于亲属关系或老乡关系提供有偿家庭服务的人员，这类从业人员的数量应该在3500万人左右，创造的产值超过1万亿元。

“保洁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梅若告诉记者，“入行门槛很低，几乎不需要任何生产资料，双手就是生产资料。来到这个城市，可能只带一个包，几套换洗衣服，口袋里就装着几百元。”

但在过去，这群人并没有被正式冠以“家政工人”的称号，更多时候被称为“女佣”或“保姆”。

20年前，苗彩丽28岁的时候，她把两岁的孩子留在家里，离开山西潞城老家，来到北京找工作。苗彩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医院当“保姆”。

“抱娃儿”这个称呼在当时并不意味着尊重，在医院里，她只能站在走廊里，任由别人呼唤。但她聪明伶俐，跟护士学了催奶、按摩的技术，而且学得很快。

她记得，当时城里还没有流行请月嫂在家看孩子，所以都会请月嫂到医院看三天，她很勤快，最忙的时候，一年能照顾200多个孩子。

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她没地方住，就睡在医院路边的躺椅上。想孩子的时候，她晚上就偷偷地哭。只有寒暑假天通苑有几家家政公司，女儿才能来北京陪她。但她相信，自己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因为“不出来，就赚不到钱”。

陈恩华来的比较早。1995年春节后，经亲戚介绍，她来北京当“保姆”。为了“抢机会”，她买了4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票，背着背包从四川阆中来到北京。

此前，她曾与丈夫到东莞打工，进过一家鞋厂，但“受不了热”，干了一年后就辞职回国了。

初到北京，陈恩华发现大街上挤满了等待工作的人，他们手捧写有年龄、家乡、优点、习惯的纸板，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庆幸自己是熟人介绍来的，不用“受这么苦”。

数百万人的公共空间在哪里？

一名家政工人正在熟练地包饺子。

梅若也被无数双手所感动，她说，每个家政工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

2008年，方吉英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养老院做清洁和做饭。

在方继英的家乡山西临汾，人们传统上认为外出打工的人“实在挣不着钱”。即便如此，男人还是应该外出打工养家，女人应该在家做事。方继英外出打工是因为她“别无选择”。

她出生于中医世家，从小就在堆到天花板的药箱间穿梭。长大后，父亲身体不好，她就继承了药铺。但好景不长，40多岁时，上级规定“只有通过执业药师考试的人才可以上药”。她认为自己年纪太大，“学不了了”，就关了药铺，不再工作了。

打击接踵而至，先是丈夫病重，大女儿患上抑郁症，她带着女儿来北京治病买药，还找了一份家政工的工作。

在她家乡，月工资最多也就2000元左右，当她告诉亲戚自己在北京月薪“5000元”时，亲戚们都不敢相信。

渐渐地，当她回到家乡与高中同学团聚时，她不再提及在北京的工作。

梅若说：“因为历史文化的偏见，家政服务员在整个社会里是一个比较低级、不受尊重的职业。”

从事家政行业20多年，陈恩华从“陈小妹”变成了“陈姐”、“陈姨”，还带来了二姐陈淑琼和侄女陈慧荣。三人都是猴年出生，年龄相差12岁。

莫莉去拍戏时，被吓了一跳。他们合租的平房位于东北五环东辛店村，是由厕所改建而成，位于一所废弃的幼儿园内。楼上楼下住了20多户人家，晾衣服时互相遮挡。

陈恩华对这所房子还算满意，除了“以前是厕所，听上去不太好”外，每月租金只要1500元。

放映时，莫莉把这些信息写在了图片说明里，这让陈慧荣有些尴尬，她不喜欢“幼儿园厕所改建的房子”这样的描述，觉得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刚来北京时，她不敢跟老家的同学说自己的工作，只说“在北京打工”，她觉得“家政工”这个职业不如“在工厂打工”那么体面。

走访中，梅若发现，有些姐姐租住的是地下室，室内常年湿度较大，中午晒好的被子，晚上回到家时已经湿漉漉的。

有些还没找到工作的姐姐，就住在家政公司，每晚靠10元钱的简单毯子度日，人多的时候，连站的地方都很难找。

有人向她抱怨，就算找到了工作，假期也没地方去。当时梅若负责和这些姐姐们组织话剧创作，场地只有周六、周日才开放活动。要讨论创作时，梅若只能带着大家去咖啡馆，点一壶茶，吃点零食。省吃俭用的姐姐们觉得很心疼这笔钱。

“公共空间基本都是提供给有购买力的人群，那些边缘人群被排除在城市公共场所之外，他们需要更好的社会环境，让他们在文化、生活等方面得到尊重、得到平等对待。”梅若意识到。

2014年，她和几位同事创办了“北京红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租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小车库，为这个群体提供了休息、陪伴、交流的空间。

许多姐姐学着用手机导航，还上摄影、电脑、英语等课。虽然英文“课本”上都是用汉字发音，但梅若发现她们学得都很积极。

“家政工人的家务劳动不仅仅是一种劳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资”

在百只手扶持家庭视频项目活动上，44岁的范雨素受邀上台发言。2017年4月，她的自述文章《我是范雨素》迅速走红网络后，她依然强调自己的身份是保姆。

“我们每天忍受着思念孩子的痛彻心扉，就是为了挣钱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所做的事情也很有意义，推动婴儿摇篮的手，就是推动文明前进的手。”范雨素在台上对同事们说。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妇女权益的社工，梅若发现，“女性的话语权大多掌握在中产女性手中，因为她们懂得在社会结构中讨论自己的困境。但基层职场女性几乎没有话语权，相对处于边缘地位。”

梅若想找到一种方式让这个群体有发言权，于是她和摄影师朋友黄希悦发起了“百只手撑起这个家”摄影项目。

她们认为，“百手撑起一个家”也是“白手起家”。从事这个职业的大多是女性，她们来城里的原因很简单：送孩子上学、送老人看病、养家糊口，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支持’代表着一种力量。当她们走进雇主最私密的家庭生活时，她们支持的就不止一个家庭。”梅若说。

在济南拍摄期间，梅若向家政工解释这个概念时，一位家政工笑着说：“我们不只是养活一个家庭，而是养活好几个家庭。我们要养活自己家，还要照顾儿子家、妈妈家、雇主家。”这位妇女家住济南市郊农村，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12点要打好几份工，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陈恩华虽然没有读过范雨素的文章，但是他的感受和范雨素是一样的。

刚来北京时，陈恩华的两个孩子还在老家读书。女儿初中升高中时，她辞去了工作多年的老东家，回家陪伴女儿半年，每天给女儿做饭，还在女儿学校旁边开了家小店。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却没有赚到什么钱。女儿中考后，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她又回到了北京。

儿子高考时，她催着丈夫回家陪儿子，自己打三份工，丈夫粗心大意，不注重学习，儿子爱打游戏，最后也没考上大学，她心里很心疼儿子。

每到一户人家，她都认为应该秉持“平等与尊重”。曾遇到要求严格的老人，要求她跪下擦地，交涉无果后，她果断辞职。还遇到过脾气暴躁、不肯认错的孩子，她耐心开导。

来自哈尔滨的鲁红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有一次，她去幼儿园接自己照顾的孩子。手工课刚结束，其他家长都在给孩子拍照。鲁红也高兴，就拿出手机拍照，不小心把积木的一小块碰掉了。4岁的孩子立马生气了，满脸通红，用力推了她一下。

当时，鲁红觉得特别委屈，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但她还是别过脸，平复了一下情绪，转过身，用温柔的语气对孩子说道：“虽然我不是你妈妈，但是阿姨会和你妈妈一起照顾你，如果阿姨是你妈妈，你会这样打你妈妈吗？”

4岁的孩子心里还是很生气，但她清楚的感觉到这些话对孩子产生了影响，孩子以后再也没有严厉地对待她。

“家政工与雇主之间的互动，是在私密的家庭空间中进行的，家政工的家务劳动不仅仅是一种雇佣与资本的关系，更是一种情感的投入。”梅若认为。

苗彩丽的手背靠近掌心处有一道红色的疤痕，是她在一家人当月嫂时被烫伤留下的。

那一年，她把孩子哄睡了，就去做饭了，回到房间的时候，就看到孩子的母亲用手勒着孩子的脖子，脸都扭曲了。

她当时才20多岁出头，被“吓坏”了，第一反应是冲过去把孩子抢走，然后去厨房查看炉灶。孩子妈妈当时还控制不住自己，跑到厨房把孩子从她手里抢走。挣扎过程中，她的手被热锅盖烫伤，当场起了水泡。

她救了孩子，从此以后，哪怕是当月嫂，她也不敢离孩子太远。

苗彩丽从事月嫂工作20年，她觉得没有当过妈妈，很难做一名合格的月嫂，只有了解了做妈妈的痛苦，才能更加理解和同情。“女人生孩子，往往在身体和心理上都会经历从女孩到女人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家人不够重视，很容易引发矛盾。”

苗彩丽在医院工作期间，曾遇到过一位妇女产后哭泣，她的婆婆高兴地来看望她，但看到她生了一个女儿后便厌恶地走了。

苗彩丽有些遗憾的说道：“你要先珍惜你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珍惜，谁来珍惜你呢？”

劳动法如何保护他们？

陈淑琼、陈恩华、陈慧荣三人正在出租屋里喝红酒。

57岁的何明英看到展出的自己的照片，开玩笑说：“我年轻的时候留着两条长辫子，也没留下照片，现在有摄影师给我拍照。”虽然照片中的她满脸皱纹，眼神里流露出忧伤。

10年前，47岁的何明英从内蒙古赤峰来到北京帮丈夫还债，大街小巷都唱起了《北京欢迎你》。10年过去了，像她这个年纪的人在家政服务行业越来越不受欢迎，跟不上时代快速发展的潮流。

为了省钱，她和丈夫在南六环外租了一套农民家的平房，但她只能打工，工作地点要么在东北四环外，要么在北五环外的天通苑，穿越大半个北京城是她的生活常态。

为了赶上首班地铁，她每天凌晨5点就出门，坐20分钟的公交车到4号线最南端的起始站，再换乘两趟地铁。早年患上的风湿病让她爬楼梯时总是感觉腿脚酸痛。

最让她担心的是双手，五根手指关节肿胀，难以弯曲，手背皮肤布满裂痕，看上去脆弱如纸，皮下暗色血管清晰可见，用她自己的话说，“就像是干涸的泥地。”

最早的伤疤留在2013年左右，她被一家家政公司安排去照顾一位患有糖尿病的老人，老人晚上会尿床，身上有刺鼻的味道。

进家第一天，老人的女儿领着她来到一个浴缸，里面泡着被子，浴缸里飘散着一股刺鼻的84消毒液味道。衣着时尚的女主人告诉她：“这些你都去洗。”

何明英不想直接用手洗，对方却很平静的说道：“没事的，以前阿姨们都是这样洗的。”

她把手伸进水里，立刻感觉火辣辣的，拿出来搓了搓，差点儿掉一层皮。

她觉得委屈，想跟家政公司说不想再为他们工作了，但是又担心不去这家人家工作要交几百元中介费，而且他们也不会优先给她工作，想来想去，她还是决定去这家人家工作三个月。

当她的手实在痒痛的时候，她就去看医生。医生建议她做个小针刀，但她算了算，花的钱比她在那家三个月挣的还多。她还是舍不得，就买了些简单的药膏涂上。医生劝她好好休息，她却开玩笑地对医生说：“那我得擦脖子了。”

她从未与雇主签订过合同，也没有向家政公司缴纳过保险，因此无法获得相应的赔偿。

“《劳动合同法》不能适用于家政工，因为家政工的工作具有家庭性质。比如，《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合同的适用范围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的合同关系，而家庭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童欣的担忧，也是梅若的担心。

“中国私营企业就业面临的困境不仅在于家政工人，也在于雇主，”梅若说。“家政公司往往扮演中间角色，考虑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对家政工人的保护相对较弱。”

去年10月左右，一名女子因腿骨折离开北京。她在一户人家做保姆，路过一片刚拖过地的瓷砖地板时，不慎滑倒。她怀里的宝宝没事，但她的大腿当场骨折。

姐姐受伤后，不仅丢了工作，连医药费都报销不了。经过调解天通苑有几家家政公司，用人单位终于承担了部分费用，但姐姐却要承担大部分医药费。这让她感到很无奈，但也庆幸“要是孩子受伤了，那就另当别论了”。最终，姐姐在冬天离开了北京，回到老家休养。

更多的伤痛是看不见的。直到现在，陈慧荣回忆起那段差点被骚扰的经历，仍感到愤怒。那是2008年，她刚到北京，兼职照顾一对老年夫妇。70岁的女主人刚出车祸，腿骨折了，需要有人照顾。

当她在弯腰收拾这家人家里的家具时，感觉到老人朝她靠近，并开始挑逗她。陈慧荣吓坏了，赶紧推开老人，冲进最近的房间，锁上了门。在门里，她紧张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努力保持冷静，打开了手机上的录音软件。

老人就站在门外，她鼓起勇气，打开门，冲到门口准备离开。老人紧张地挥着手，劝她不要走，说“我保证下次不会碰你”，并强行塞了50元钱到她口袋里。

离开家后，她赶到家政公司，交了50元钱，并向经理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经理称他们“对此事不负责”，让她与雇主协商。第二天，陈慧荣的姑姑带着她去了老人家，老人的女儿希望他们能谈妥一个价格，让此事“不了了之”。

陈慧荣从小性格倔强，80后、家中独生女，在职场上重视平等、自由，一旦受了委屈，就要为自己讨回公道。她要求对方带着父亲来家政公司向她“道歉”，但遭到拒绝。

微笑，对着镜头微笑

费家村王金枝。

在百只手扶持家庭影像项目最后，陈慧荣对着镜头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讲述了自己的经历。

她觉得自己比以前勇敢了。事发后几年，陈慧荣一直瞒着这件事，只有最亲近的人知道。在红岩之家举办的一次聚会上，她第一次说出了实话。

她有些担心，因为“很多老人不同意我的想法。就连我姑姑都劝我，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也许他们就忍一忍吧。”但她也希望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提高警惕。“我才工作几年，遇到的事太多了。不可能只有我一个人遇到。”

小小的展厅里，有一面墙专门挂着这些家政工的正面裸照。她们衣着整洁，端坐着，面对着镜头。梅若最初的想法是，“我们的历史上没有下层阶级的历史，所以我们想拍她们正面的形象。”

陈恩华的照片拍摄于夏天，照片中她身穿白色旗袍，上面点缀着大朵大朵的红花，有些拘谨地坐在家中的凳子上，背后是一面贴着粉色壁纸的墙。

她很爱美，冬天别人都买黑色的羽绒服，她知道白色羽绒服容易脏，就执意买了白色的。

放映前，梅若与每一位想要展出的照片确认，送去冲印厂前，两位姐姐打来电话，要求将照片撤掉。

其中一位年长的妇女不让梅若和摄影师进家拍照，因为她觉得她的家“就像贫民窟”。她只允许他们在门口给她和丈夫拍了一张照，因为“结婚20年来，他们从未合过一张照。”

梅若感到有些后悔，她坦言，在挑选展览作品时，放弃了不少煽情的作品。

在天津市河东区石井路一处露天劳务市场走访时，她认识了一位60多岁的刘姓妇女，她每天拖着一车行李到这条街上谋生。1978年，刘的丈夫偷偷转移了家里的财产，离婚了，把8岁的孩子推给了她。

刘姐白天在街上等工，晚上就睡在天津火车站地下室的肯德基厕所里。她告诉梅若，这里“冬暖夏凉”，晚上就把纸箱铺开，当床。

梅若注意到，尽管生活艰难，刘姐仍随身带着两块肥皂、两条毛巾，每天晚上都会在厕所洗手池洗手洗脸，保持面部清洁。“一个人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还能有这样的心态生活。”她很感动，但最终没有把睡在厕所的照片打印出来。

“他们有自己的自尊心。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也有。”梅若说。

陈恩华在家里常年没有阳光的窗台上摆放了一个花瓶，里面插着三朵塑料红玫瑰，生活虽然艰苦，却不乏浪漫。

摄影师周娜记录下了一位来自江西的女子每天七点下楼跳广场舞的场景。由于她在那户人家工作多年，雇主很尊重她的爱好。在其他家政人员眼中，这样的“待遇”实属罕见。

家住济南大涧沟村的顾瑞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带着10岁的儿子去看望自己抚养的8岁女孩小高兴。虽然十多年前儿子出生后十多天，前夫就意外去世了，她也来到济南打工，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继续从事会计行业，只能被介绍去做了家政工。但两个孩子的笑容，也被摄影师莫莉记录在了照片里。

未来

梅若把展出的所有照片打印了两份，其中一份装裱起来，送给了这几位姐妹作为纪念。

如今，刚满50岁的陈恩华每天要打三份工，早上她骑着电动车，穿过日益繁忙的北京城门口，直到晚上7点才能下班。

清晨的朝阳并不温暖，即便戴着两层手套，她还是能感觉到寒风从手套的缝隙中刺入指尖。

后来，陈恩华的丈夫也来到北京，在一家公司当保安，和她一起生活。两人努力攒钱，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就在他们快攒够钱的时候，2015年，她的丈夫突然被查出肺癌晚期。

30颗药要1.5万元，一块膏药要80元，丈夫舍不得花太多钱治病，陈恩华毫不犹豫地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治病上，但几个月后丈夫还是去世了。

Chen 不得不偿还生病的丈夫欠的外债，并抚养她的孩子，她觉得“天空倒下了”，但“生活必须继续下去”。

两年前，陈·施·施·施·施氏（Chen Enhua）在自己的家乡为自己支付了100,000元人民币的退休金保险费，这都是他自己的储蓄。

第二姐姐陈·舒奇格（Chen ）不明白：“我什么时候可以让100,000元回来？”

Chen Enhua认为这笔钱是在过去的，我为我的孩子们工作，但现在我为自己工作。”

Chen 目前的雇主拥有300平方米的房屋，并安装了五个监视摄像头。

Miao Caili已有20年的春节没有回家。

2016年，她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并在第1行的最东端的车站附近的一个住宅区租用了一所房屋，以训练 ，并为她的村民提供了一个住所。

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回到家乡了，因为“农村生活太慢了”。

他的下一个工作担心她打算去她隶属的家政公司来询问新工作。

她近年来她的运气“越来越糟”。

她只从事了一个月的工作。

目前，她只想节省一些钱，开一家面条店，做一些蒸的bun头和饺子。

Mei Ruo计划拍摄更多的手照片，并将它们带到更多的城市进行展览，并被更多的人看到。年。”

（此版本中的所有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中国青年日报·中国青年在线记者江山资料来源：中国青年日报（2018年2月28日，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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