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城市”一直是一个充满争议和无奈的话题。

从北京镇压“凿墙”、“农改”运动（农贸市场改超市）兴起，到上海历史文化区修复、商住楼改造，再到打压“群租”和清理地下室、城中村改造、建设雄安新区的“千年计划”、各地不断涌现的一系列新区规划、市民争抢学区房、老百姓的不安全感高房价下的生存、清理所谓“低端人口”等。

这一切都与城市有关。

而州长和政策制定者，无论事后证明是对还是错，都会根据城市的成本来权衡利弊。 对成本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像上海、北京这样人口往往超过2000万的城市的发展轨迹——无论他们是明智的、无知的还是理性的，都会对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城市中的各种问题、如何思考？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明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为何北京、上海的保姆价格迅速超过香港？

我有一个学生，花了30万多元读MBA，却请不起保姆。 这是因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保姆的工资达到8000元左右，是香港保姆价格的两倍，甚至远远超过了一些大学本科生甚至硕士生的工资。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需求但没有供应。 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大城市的人口结构其实不合理，缺乏大量从事低端服务业的人才。

在美国大城市的人口结构中，高端劳动力与低端劳动力的比例基本是一比一。 而且北京市家政公司保姆，当一个高端人才（如高科技人才、律师、医生等）来到城市时，一般会创造三个就业岗位（超市收银员、管家和餐厅服务员）。

但对于中国来说，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而是初中以下的人。 因此，高素质人才可能会离开上海、北京等城市，前往香港、新加坡等城市，因为生活所需的服务成本太高。 这不利于提高上海、北京等城市的竞争力。

中美城市人口结构比较。 实线代表美国大城市，虚线代表中小城市。 横轴可以理解为人们的受教育程度，纵轴是分布。 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城市的分布都会突出两端。 在中国（右图），中国大城市的人口技能结构（实线）基本向右倾斜，左侧没有多余的部分。 说明低端人口缺乏。来自：澎湃新闻

为什么上海人均收入只有香港的1/3，但一碗面的价格却相差无几？

其实这个道理和保姆是一样的。 因为你吃的面的成本不是面的价格，而是服务的价格。 今天我们实际上是在增加这个成本。 当我们的成本增加时，你的收入会达到什么水平？ 以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上海为例。 目前人均收入仅为香港的1/3。 所谓人才如何竞争？

从农村社会、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城市社会，人们的生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个人角度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社会资本会从你在乡村社会的交往范围，也就是村民，基本上是基于习俗北京市家政公司保姆，转变为基于一些非正式的制度。 。 比如说（农村社会的人），你今天欠我一些钱，我不好意思叫你还。 也许明天我会向你借钱。 但我们身处一个陌生的社会。 今天你欠我钱了。 对不起，但你必须还我钱。

最近网上有帖子问：“你为什么逃回北京、上海、广州？” “相对来说，大城市的系统比较规范。 这就是原因。 大城市的系统是建立在陌生人的基础上的。 （比如）大城市的AA制意味着晚饭后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

从农村来看，对于进入大城市的农村居民来说，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可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小时候可能在农村生活、出生，然后在城市长大。 最大的改变是学会尊重制度。 包括最近山东发生的高速公路暴力事件，你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我们的社会必须要求法治，规定任何人都不可以走高速公路，但我们的行为模式还停留在一种农村社会，我们走自己的路，我可以穿反光服走高速公路不尊重制度。 我们还没有学会尊重城市的新规则。

从城市角度看，我们必须看到城市化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必然性。 包容性尤为重要。 无论你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是公共政策的制定，都必须消除失去认同的概念。 正是在农业社会，身份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我们的习俗来管理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做了坏事，我就会以此作为评判他的标准。 做过坏事的年轻人，以后很可能也会做坏事。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是，这些都不再重要了。 如果我今天做了坏事，我可以重来，没有人会认出我。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全部意​​义。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城市居民的思维方式和公共政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方式。 我们总是给人们贴上标签，比如农民、农民工。 现在一出事，电视上就报道说有人是安徽人，江西人怎么了？ 如果你举报什么事情，就举报吧。 你不在乎他们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人。 这是否意味着城市人的犯罪率低于农民呢？

我们来谈谈公共政策。 如果外地人来我们地区开私家车，就会带来很多问题。 当地人开私家车没有问题吗？ 所以我们给了当地居民驾驶私家车的权利。 现在有一个现象。 当您乘坐出租车时，您拨打的汽车号码与您预约时的号码不同。 为什么？ 一问才知道，按照政府规定，外地人找个上海人，给他一笔钱，注册一辆上海人的车，开外地的车，而且司机也是外地人。

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 如果你不了解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方式，你以为你在改善这个社会的秩序，但实际上你所做的是一个管理落后的社会。 事实上，它是一种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造成的问题可能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产生的不公正更多。

商业和科技将为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不要相信技术会减少面对面的机会。

许多人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将使城市变得扁平，并使密度不再那么重要。 很多原本需要面对面活动的活动，现在都可以借助科技来实现。 比如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原本需要亲自见面，现在需要打电话、发微信，甚至直播，这些都可以实现。

这存在吗？ 存在。 但这是片面的想法。 你只看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人类某些活动的替代，却没有注意到它与面对面的交流很可能是互补性而非互换性。

信息技术不仅会使密度变得不那么重要，而且还会使密度变得更加重要。 如果从人类的活动来看，信息技术越发达，以信息、知识、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在整个过程中就会变得更加重要。 人们经济活动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这些活动需要在哪里进行，就需要在人口密度高、面对面最方便的城市进行。

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如此之快，人口并没有离开大城市，而是向大城市集中。 人们正在返回市中心。 难道他们不知道市中心的房价更贵吗？ 他想回去。 这是什么意思？ 说明他从面对面交流中获得的收益高于他支付的较高租金成本。 其背后的原因是互补性大于互换性。

中国大城市的外地人真的太多了吗？

纽约和伦敦为城市人口结构提供了借鉴：大城市越来越大，人们不断向大城市聚集是世界各地的普遍现象。

我将全球城市称为移民城市。 截至2008年，36%的纽约人出生在美国境外，其中48%在家中不会说英语。 根据伦敦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37%的居民出生在英国境外。 这个数字与纽约的数字非常接近。 从外籍人士情况来看，目前纽约常住人口中，24%是外籍居民。 请注意，这个外国籍的登记是国籍，而不是户口。

我们目前中国的外地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了40%。 我们一直在说，外人太多了。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应该说纽约和伦敦的外国人太多了。 但它并没有这么说。 我们来看看肤色。 英国白人比例已从2000年的50%以上下降到现在的不足50%。 也就是说，伦敦已经成为一个以非白人居民为主的人口结构。 ”

中国的经验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客观上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包括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 这是经济力量造成的。

遗憾的是，我们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没有注意到城市人口膨胀是有客观规律驱动的。

一个国家的适宜城市人口是多少？ 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与该国的人口规模有关。

在分析了142个国家的总人口和最大城市的总人口数据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上海不是人太多，而是人太少。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和基本的事实。 如果我们真想让像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真正引领中国，成为这个国家的代表，与世界上其他全球化城市同台竞争，就必须达到世界级的竞争力，你首先要吸引的是国内外的顶尖人才，这首先会体现在你的人口结构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全球城市建设离这个目标还太远。

这是陆明和陈钊从全球142个国家收集的数据。 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横轴代表该国总人口，纵轴代表该国最大城市的人口。 两者高度相关。 拟合程度通过 R 平方来衡量。 如果是单变量回归，达到85%，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可以看出，上海偏离黑线太远，这意味着上海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来自：澎湃新闻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现在的发展中，我们总是在讲这些人（低端人口）到来后会给城市带来多少问题，比如拥堵、污染等。

首先，这些城市问题真的是人口太多造成的吗？ 如果真的是人口太多造成的，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城市人口虽然增加了几倍，却没有出现拥堵、污染的情况？ 您应该会看到拥堵和污染以同等比例增加。 只需增加它即可。

其次，如果你真的认为这些问题是人太多造成的，就把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全部赶走。 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会开车、住大房子，属于公共资源。 占用了比较好的公共资源。 可以赶走年收入100万以上的人，保证城市不拥堵。 你先把低端人口赶走，就是卖油条、卖菜的。 这些人都住在大房子里吗？ 这些人会开车吗？ 他们甚至不坐地铁。 把这些人赶走，能减少多少城市病？ 从逻辑上想一想，我觉得现在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有问题的。

在逆全球化的世界里，世界似乎即将衰退。 中国需要利用大国的人口优势，发挥城市的规模经济优势，把人口当作一种资源。 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应该使供给更加适应需求。 同时，从人类发展的未来和全社会的普遍经验来看，公共服务必须公正、公平，不能把公共服务当作特权来给予。 那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人，比如本地户籍人口，并不是公平的市场经济。

城市如何吸引高端人才？

一个城市想要变得更有竞争力，应该怎么做？

现在市场经济，如果你希望吸引人才，这些人才就会用脚投票。 他们正在选择我在哪个城市生活和工作。从尊重人们自由选择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离开还是留在一个城市取决于两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我的收入（包括优美环境等因素）。 在这个城市我能做什么？ 我赚多少钱，第二个变量是我的开支（包括通勤时间等）。 我的收入越超过支出，这个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就越大。

在支出方面，有两项最重要的支出会影响城市的生活成本。 其中一是住房，二是服务价格。 这两项支出的成本其实和我们是一样的。 城市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是相关的。

我国现在的情况是，人口的涌入导致土地供应紧张，随之而来的就是房价上涨。 哪里有人口涌入，我们就限制人口，限制的正是所谓从事生活服务业或者生活服务业的低端人口。 在我们的生活中，你的收入越高，你就越需要去餐馆吃饭，雇佣保姆。 谁做这样的工作，就是你们所说的低端、受歧视的人。

北京南锣鼓巷，来自：维基百科

如何应对“墙上打洞”的热议

任何公共政策的基础实际上都是寻找最大公约数。 问题是你的分母是否包括所有人。 所谓最大公约数是什么？ 你要给每一个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选择的权利，这个选择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结果好不好，而是在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我们是否真正听取了各相关方的意见，是否充分考虑了之前状态的好坏两方面。 。 这次事件发生后，有改善，比如杂乱消失了，但也有损害，比如居民生活便利性下降、创造就业能力降低等。 ，我认为这个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否有足够的渠道来表达，这是关键问题。

尊重多样性，尊重人们的选择，避免让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或者政府官员用他们对城市的某些价值观取代我们每个人的自由选择。 我们应该相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们也包括了他的福利最大化，但不要以为你做的选择不如我为你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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